城市文脉 | 范仲淹、胡瑗与泰州地域文化影响的研究

捧着风的少女

《五相流芳》雕像图

泰州在北宋年间走出了晏殊、吕夷简、范仲淹、韩琦、富弼当朝五位宰相，滕子京任过海陵从事，刘颁做过泰州通判，周孟阳当过泰州州官，胡瑗的“分斋教学”使泰州成了名闻遐迩的教授之乡。同时欧阳修、王安石、秦观、苏轼、苏辙都曾把他们的足迹印在泰州的土地上。这些众多的名人其中两位非常重要的，对泰州地域文化影响又是极其深远的。一是范仲淹，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他早年曾在泰州为官，建功立业，萌发了忧乐观思想。胡瑗则是泰州本土杰出的乡贤，正是由于范仲淹的提携，而成就了胡瑗“始于苏州，终于太学”的教育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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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胡瑗因缘泰州

毛泽东曾说：“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之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两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与清代的曾国藩。”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是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子孙。他的祖先原来是邠州(今陕西省彬县人)，后来他的四世祖范隋迁移到江南，就成了苏州（今属江苏省）吴县人。范仲淹一生充满了坎坷，两岁就失去了父亲范镛，父亲范镛颇有才学，曾任宋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官位俸薄。父亲去世后，母亲谢氏因生活无依靠改嫁长山（今山东邹平县长山镇）朱氏名文翰。这样他随母去了朱家，也从姓朱，名为说（yue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朱家子弟过着锦衣玉食的奢侈生活，由于范仲淹不是朱家血脉，在朱家受到了歧视。小小年纪就尝受了生活的艰辛。幸好朱家没有禁止他读书，范仲淹得以在书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并逐渐树立了忧君爱民、康时济世的远大理想，与朱家子弟在气质、行事、志趣、品格等方面大相径庭。因而有人预言，日后他必将成大器。他年少时就有志向和良好的品行。长大后当他知道家世后，就激动地流着眼泪告别母亲，到了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依靠戚同文的学舍学习。他非常刻苦用功，白天与晚上从不休息，冬天疲倦时，就用冷水浇面；饮食不能接济，以至于用稀粥维持生命，这种贫困的生活，一般人都不能忍受，可范仲淹却不以为苦。大中祥符八年（1015）考中进士，做了广德军（今属安徽省）司理参军后，即把母亲迎接回来奉养。再后改作集庆军（今安徽亳州）节度推官时，才恢复了范姓，恢复了他的名字。

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被调任泰州西盐仓监。从此范公与泰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又任县令、秘阁校理、通判、右司谏、知州，都转运使、权知开封府、判国子监、枢密副使、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卒谥“文正”。

范仲淹年幼时就忍受了世间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人生的磨难与勤奋上进联系在一起，总会造就出一些不同凡响的人才。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考中进士后，就开始了忧国爱民的政治生涯。但仕途上又因为直谏而三次被贬，但正道直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以满腔热忱报效国家。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人，在边疆为良将，在庙堂为良相，在文坛为大家。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于他的笔下。他倡导的先忧后乐的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的精神财富。同时，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这其中就有泰州人胡瑗。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陕西安定，故世称“安定先生”，胡瑗因他的祖父胡修任泰州司寇参军，遂举家迁居泰州海陵。他的父亲胡讷很有才学，曾任宁海军节度推官，胡瑗受到他的影响不小，胡瑗“七岁善属文”，十三岁通诗书，并立下“以圣贤自期许”的远大抱负和志向。胸有鸿鹄之志的胡瑗总希望能通过科举一举成名，遗憾的是，几次科考下来，总是名落孙山。后来辞别家人，径自北往泰山。与孙复、石介，三个人含辛茹苦，发愤攻读，“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座十年不归。”十年中，胡瑗为了潜心治学，每每接到家书，又看到信封上写有“平安”二字，就投入涧中，大有面壁十年味道。如此勤奋努力，潜心学业，在中国教育史上一直传为佳话。功到自然成，整整十年苦读，为他打下了坚实深厚的知识基础。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师。胡瑗与孙复、石介都成了北宋前期的著名教育家、经学大师，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宋元案》以《安定学案》为卷首。胡瑗与孙复都是苦学成才的学者，同样又受到范仲淹的爱护，关怀，奖掖和提拔，其学术思想也都承传了范仲淹的经世致用学说，成为范的门人。胡瑗由于得到范仲淹之举荐为太学教授。历任国子监直讲，大理寺丞、天章阁侍讲等官职。其创建“分斋教学法”世谓“苏湖教学法”名闻遐迩。

范仲淹不管是早期的兴办事业还是传授帮教，以及胡瑗的成长和发展得到他的奖掖提拔，成为了胡瑗的伯乐，这一切的发生和一座城市是汲汲相关的，这就是被誉为“汉唐古郡，淮海名区”的泰州了。

对于泰州来说，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从汉代吴王刘濞“煮海为盐”起，泰州的盐业就很有名。唐开元元年（713）在海陵就设置盐官，管理沿海各盐场。海陵监时为全国十大盐监之首。

北宋年间，泰州州治范围较广，地位也就非同一般。文官名宦纷纷集聚这里，盐税收入居全国之半，经济的繁荣造就了文化的兴盛。吕夷简、晏殊当时曾在这里充当盐官，后来从这儿走出去成了名相。范仲淹也就在此时是继晏殊后担任这里盐官之职的。至此，范仲淹即融入了泰州文化。

五相树石刻

历史上记载了北宋泰州的五相流芳，文会堂的五贤唱和以及泰州光孝寺的五贤堂介绍。从不同的角度都把范仲淹与泰州文化交融于一起。五相流芳，北宋年间是从泰州走出去的五位宰相，即吕夷简、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而范仲淹与其他四位有着直接联系的，有的是有知遇之恩，有的是有提携之功，有的是风雨同舟之战友，有的则是一度时期之政敌。五贤唱和中的五贤则是范仲淹、滕子京、胡瑗、富弼、周孟阳。是范仲淹、滕子京荐举了泰州人胡瑗，是范仲淹又美誉了富弼，成了一时佳话。光孝五贤堂则是张纶、范仲淹、富弼、胡瑗、王卖见。而张纶支持范仲淹历史上已有口皆碑。胡瑗，王卖见都是泰州本土历史上有名的乡贤。

02

文会堂与忧乐观

在中国，有这么两句千古名言，大凡识字的人都耳熟能详，它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所追求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这两句名句的作者，就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范仲淹。

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可以说是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千年以来一直被后代百姓所讴歌和赞颂。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嘱予作文以记之”。这个“予”，就是范仲淹。

《岳阳楼记》 董其昌 书

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55岁，宋仁宗采纳他的“庆历新政”建议，这是他的人生鼎盛时期。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时代，范公写出了《岳阳楼记》，有人评论在仅有360个字中，哲理精深，气势磅礴，文清并茂，读之感人肺腑，是不朽的散文名篇。范公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岳阳楼的景色，真正意图是借题发挥，谈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并由此规劝勉励友人。这个友人就是滕子京。这篇散文是为劝勉好友滕子京而作，当时庆历新政刚失败不久，范仲淹不仅再次遭受严酷打击，身体也很不好，但为了激励被贬的滕子京，为他重修的岳阳楼竣工祝贺，在贬谪地邓州挥毫而就。其实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的23年前就与滕子京同期在泰州为官。同科进士又同时在同一个地方为官，可以想象到他们之间的友情的深厚了。而那时滕子京在泰州修了一座文会堂，而范公专门为他写了一篇《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其忧乐观思想即呼之欲出了。

文会堂

“君子不独乐”之乐，与范公若干年后为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而重修岳阳楼书撰“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乐，两句时隔23年。而这两“乐”之间却隐约可见范仲淹一生清晰而执着的思想轨迹——为官一方，无一己之乐；君子一生，先天下而忧。这忧乐观的思想轨迹，泰州，曾是一个起点。

滕子京建文会堂，提倡以文会友；修岳阳楼，“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范仲淹则作诗以赞之，作文以记之。从堂到楼，从诗到文，确实是一脉相承的。从“君子不独乐”到“先忧后乐”，有人说，泰州作为忧乐观思想的发源地也是不为过的。

范仲淹作为一个具有远大理想的政治家，在顺利时不居功自傲，不骄奢弄权，而是时刻担心着国家的命运，关心着民众的疾苦，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身处逆境时，不怨天尤人，不颓废沮丧，而是按照自己认定的处世爱国之道，而鞠躬尽瘁，激励着自己和遭遇同样迫害的朋友们奋发努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把个人沉浮得失置之度外。如此的境界，至今都是难能可贵的。范公的品德一直传为千古佳话。泰州城内曾经建了一座“景范楼”，兴办了一所“景范学堂”，以纪念范仲淹两袖清风之浩然正气。如今文会堂依然矗立于泰州的土地上，堂内“溯滕范相交，赋诗更有岳阳记。论酬唱与共，筑室始于文会堂”。一幅对联再现了范仲淹与滕子京的交往。五贤唱和的石雕再现了当年范仲淹与滕子京等五位挚友吟诗作赋之景象，文会堂前是文正广场，范仲淹青铜雕像素袍宽袖，蹙眉冷颜，须发飘逸，从容淡定，仿佛在水边一遍遍诵读并重说生前的警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3

结语

1.范仲淹作为一个具有远大理想的爱国政治家，在顺利时不居功自傲，不骄奢弄权，而是时刻担心着国家的命运，关心着民众的疾苦，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身处逆境时，激励自己和遭到同样迫害的朋友们奋发努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把个人沉浮得失置之度外。此种思想境界延续千年，使泰州地域文化形成泰州人具有内敛平实的秉性，并伴有外柔内刚的特点。

2.范仲淹始终抱着“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也”的信念，在地方从政近三十年中，非常注意百姓的安危冷暖，想百姓之想，急百姓所急，每到一处，均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为百姓干实事。范公堤就是实例之一。“君子不独乐”成了泰州人的忧乐观思想最朴实的行动规范。泰州地域文化中爱民、助困、助难是这座城市中几种闪亮的元素，在不同的时期都能会产生不同的典型。

3.兴学育才。泰州成为“教授之乡”，这正是范仲淹、胡瑗对泰州地域文化影响的实例体现。范仲淹“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胡瑗“致天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千年以来，泰州地域文化中的教育兴学的成功事例也充分证明这一点。从宋代的安定书院到明代王艮的“泰州学派”，以至明清以来的呃“泰州扬郡试院”，以至当今名闻遐迩的泰州中小学基础教育，培养的杰出人才。笔者觉得，泰州地域文化中冥冥之中还是在承载着范仲淹、胡瑗流传而来的千载文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