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行村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早在清顺治、康熙年间（1644～1722）曾经产生过“罗浮七子”：徐鼎镇、顾崧、陈厚耀、朱大模、王凤藻、唐麟祥、朱治。陈厚耀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是清初著名数学家、天文历算学家、经学家；唐麟翔为康熙癸未（1703）进士，官四川射洪知县；朱士模，康熙癸未贡生。合著有《七子言志编》。后在清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5）又产生过“罗浮七子”：宫增祜、俞塽、罗克承、张绍龄、徐泌、陈暄、朱昊。其中宫增祜为乾隆十八年（1753）副贡生，官东流县教谕。合编有《罗浮七子》。这前后两个“罗浮七子”，均以渔行罗浮山命名。《（崇祯）泰州志》曾有记载：“在州治北五里，高一丈，周一里七十八步，在薮泽中，不为洪水所漫。遥望如罗浮，故名。”罗浮山后在拓宽通扬河时掘去。将罗浮山谓之“名山”，乃因其荟萃了品德高尚之人。清康熙年间（1662～1722）安徽诗人江益《晋中寄赠邓孝威》诗云：“一代名流成大隐，半生傲骨自清贫。闲云岂遂淹金马，明月终归照富春。安定祠边容小筑，罗浮山畔有高人。诗成秫熟堪娱老，不用移文换葛巾。”诗中“罗浮山畔有高人”句，即指明末清初邑人诗家邓汉仪（孝威，1617～1689）。邓汉仪为清初诗坛旗手。朱馀庭有诗赞曰：“冰壶莹彻照千秋，七子才华迥不侔。明月满窗天似水，梅花清梦落罗浮。”前后两个“罗浮七子”，表明渔行村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多么的厚重。
提及“七子”，首先想到的是《七子之歌》，这是著名爱国诗人闻一多于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共七首。诗歌针对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旅顺—大连）七块被列强侵佔的土地，抒发热爱祖国、强烈期盼统一的浓烈情感。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个“七子”值得人们怀念和称頌，即东汉末年汉献帝年间文学成就的代表、七位文学家“建安七子”，以及魏晋时期继承“建安文学”精神的“竹林七贤”。“七”字只是一数字，代表了他们是华盖一时的文学精英，以他们的才华引领着当时的整个文坛。渔行村 “罗浮七子”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虽不能与“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相提并论，但他们确是清初风流海陵、名动一方的才子。尽管今日罗浮山已不存在，但前后两个“罗浮七子”留给后世的文化财富却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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