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为“孤岛”。1938年初，梅兰芳携家眷和剧团人员辗转抵达香港。公演结束后他便深居简出，暂时告别了舞台。“我仇恨敌人，但自己只是一个戏曲演员，没有什么力量能贡献给国家，只有用消极抵抗的方法和日伪划清界限，哪怕千方百计躲避，绝不为日伪登台。”他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
梨园行有“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老话，戏曲演员一日不练，技艺便会生疏退化。隐居香港的日子里，梅兰芳从未间断练功。只是彼时他对外宣称嗓子已经退化，无法再登台献艺，因此练功也只能悄悄进行。梅葆玖回忆：“一天晚上已过11点，我偷偷地起床出屋，在他的房门口听到有拉二胡和哼哼唱腔的声音。我很奇怪，一看，原来父亲在收音机旁一边听着自己的唱片，一边拉着二胡随奏，并用铅笔代替胡琴码，所以声音很低、很轻，他聚精会神，连我在房门口站了好半天也不知道。原来他正在专心练习和反复研究自己的唱腔，并且学会了自拉二胡。”正是这份对艺术一刻也不曾松懈的追求，让梅兰芳在息影舞台多年之后，艺术造诣没有丝毫减损。
1941年香港沦陷。局势愈发紧张的日子里，梅兰芳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后，家人发现了一个反常的变化：他不再像往常一样刮胡子了。要知道，对身为旦角演员的梅兰芳来说，刮胡子不仅是为了保持整洁，更是职业的基本要求。梅兰芳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那时只觉得形势越来越危急，必须想个办法应对。一天早晨对着镜子刮脸时，我突然冒出个念头，要是能长出像泰戈尔那样的一大把胡子就好了。于是我三天没刮脸，没想到胡子长得真快，没多久就留起了小胡子……更没料到，这竟成了我拒绝演出的一张王牌。”当日军侵港司令酒井隆的使者上门时，梅兰芳指着自己的胡子坦然道：“我唱旦角的，年纪大了，扮相、嗓子都不行了”。对方虽然愤怒却也忌惮其声望，只得悻悻而归。同一时期，泰州抗日进入“清乡”困境：1943年日伪军大肆搜捕抗日志士，不少地下工作者因传递情报、支援游击队被捕，面对严刑拷打始终不屈，有人甚至为民族大义献出生命。这些无名英雄的气节，与梅兰芳先生以“蓄须”拒敌的智慧和勇气，共同彰显了中国人在侵略者面前永不弯折的骨气。
在此之后，无论是侵华日军的“占领庆祝会”，还是汪伪政府的演出邀请，梅兰芳都以牙疼、心脏病、缺配戏演员等理由坚决回绝。1942年返沪后，生活日渐拮据的他靠变卖收藏的瓷器、古墨、书画等度日，却始终拒绝登台。汉奸褚民谊上门逼他率团赴日演出时，梅兰芳反唇相讥：“听说你大花脸唱得好，当团长比我强。”后来，他索性注射伤寒预防针引发高烧，让日军阴谋落空。
艰难岁月里，梅兰芳与郑午昌、吴湖帆等20位生于1894年（甲午年）的文化名流，成立了“甲午同庚千龄会”。这些亲历过甲午耻辱的人，以“千龄”之名誓志抗日，有人救助难民，有人传递情报。1945年春，梅兰芳与叶恭绰举办画展，170多件作品义卖所得，除留一部分维持生计外，全部接济了困顿的京剧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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